作者  許介鱗  

　作者  許介鱗　

        明治維新、軍國主義、天皇制思想，這些都是日本近代史中最重要的課題；然而，戴季陶的『日本論』，蘊涵著很多缺陷，可是日本的中國通竹內好論斷：戴氏『日本論』可以「總括的代表中國人的日本觀」。對於日本人的這種論斷，我不服氣，抑制著滿腔的羞愧，沈著地執筆書寫我的『許氏日本論』。特別對明治維新、軍國主義、天皇制的問題，審慎地再三思慮。

作者  許介鱗   

戴季陶對日本天皇制思想的評價也過高。戴季陶對「日本國體」，雖然評論說，這是基於「神權的迷信」；但是，又據此給予很高的評價。他說：「日本人向來也有一種迷信，以為他們的國體、他們的民族，是世界上哪裡都找不到可以類比的，即日本是神造的。天皇就是神的直系子孫，所以能夠『萬世一系，天壤無窮』。」「而這種新國家色彩，以及由宗教的信仰，和文學、美術的陶融，賦予更為優美高尚，而且帶有世界性和社會性。後來日本的種種進步，都要算是這一個時代的產品。」

作者  許介鱗   

    戴季陶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理解很有問題。他說：「到日俄戰爭後幾年，日本的確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軍國主義[1]。」換言之，他認為日本到日俄戰爭時還很好，只是日俄戰爭以後，才變質為可惡的軍國主義。這種「中途變質」說，在理論上缺乏一貫性，因此主張「大東亞戰爭肯定論」的林房雄，得以反過來駁斥說，既然到日俄戰爭時的日本很好的話，那麼日俄戰爭後的日本也應該很好才對，這樣為日本的從事戰爭辯護，並在其『大東亞戰爭肯定論』加以駁倒。

 作者  許介鱗  

        戴季陶對中國人的日本研究，有強烈的批判，經過半世紀以上的今天，此批判仍然適用於中國的現狀，更是震撼了我的心坎。戴著之所以受到日本人的特別器重，其中的奧妙，從這一點就可以窺見。但是戴季陶之論，並不是很嫻熟無缺的。小錯誤姑且不用說，大偏差我試舉出幾點來看看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戴季陶曾經是孫文的秘書，擁有實際從事政治活動的經驗，在思想上難免有從自己的政治立場，來評估日本政治人物的嫌疑。例如：他說桂太郎有高遠的見識，乃是最有能力的政治人物，而對桂評價很高；相反的，說田中義一是反動潮流中「失敗的非英雄」，而嚴厲批判他。但是，從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，桂太郎和田中義一，兩人都是一樣的長州閥，可以說一丘之貉。

作者  許介鱗　　

        日本的評論學者竹內好，在其解說中，舉出中國人所寫「日本論」，有三本最出色的作品，即黃遵憲的 『日本國誌』、戴季陶的『日本論』、和周作人的散文集，他又評論說：「若要從其中只選一本的話，戴季陶當首屈一指。」戴的著作真是這樣完美無缺嗎？

　作者  許介鱗　

    說來慚愧，第一次閱讀戴季陶的『日本論』，並不是原版的中文本，而是翻譯的日文本。當時是在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擔任教職，也算是混口飯吃。記得1972年夏天一個晴朗的日子，收到東京友人寄來的一個書籍包裹。在這寶貴的精神糧食裡，夾雜著一本裝訂相當精美的書本，那就是戴季陶的『日本論』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日本鈔票的最高面值，1萬円紙幣的人頭像是福澤諭吉。日本市民說，一張福澤諭吉，就是1萬塊錢之意，說「我沒有福澤諭吉」，也就是「我沒有錢」的意思。你看福澤諭吉，對當代日本庶民百姓的魅力，有多麼地大。

    作者  許介鱗

日本憲法第9條否定「戰力」和「交戰權」，雖然經過重整軍備，使得憲法條文空洞化，但日本人對「和平主義」所懷抱的理想，至今猶存。因為，有此「放棄戰爭」的憲法，才得以防止日本裝備核子武器，並牽制日本政府派遣軍隊到海外，乃至政府要實行徵兵時，國民可根據此憲法而享有拒絕權。現今，具有驚人屠殺技術的核子武器，日新月異地發展，以致有一天，發生世界大戰那樣的全面戰爭，則人類說不定會全部滅絕。在這「核子時代」，日本最賢明的選擇，就是實行「和平主義」。因此，有能力裝備核子武器的日本，應該反省過去的「侵略戰爭」，積極發動領導權，成為「和平主義」的最先進國家，對世界的和平有所貢獻。

  作者  許介鱗 

        日本自戰後，受到憲法上「放棄戰爭」條款的限制，其國防預算始終保持在國民總生產毛額1%以下，以抑制其軍事力量的擴張；但在另一方面，因高唱「和平主義」，也得到漁翁之利，例如乘韓戰、越戰，從亞洲地區的糾紛，得到「特別的軍需景氣」。然而，日本海外的經濟活動重點，從「貿易」轉移為「投資」以後，基於「投資」的安全起見，恐怕將不惜挺而走險，以軍事作為保障的手段。

  作者  許介鱗 

 日本企業界對亞洲地區的投資，是在於利用當地低廉的勞力，輸出在日本國內遭民眾反對的公害污染工業，來賺取利潤。再說日本的「技術合作」，也常常是留一手，不肯將全套技術轉移，這也妨礙了亞洲國家建立起自己技術的機會，而不得不一直依靠日本。

    1973年秋季以後的石油危機，以及延續至1974年的世界不景氣，使得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和投資等經濟活動，暫時顯現有萎縮的情況。但是到了1975年日本渡過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危機，再展開以重化學工業產品為主的猛烈輸出攻勢。1976年所謂「日本製」的汽車、家電用品、鋼鐵製品等，出口競爭力大為加強，而使其產品氾濫於世界各地的市場。因此美國和歐洲各國，除了紛紛要求日本自動設限以外，更積極地採取限制進口的政策。日本因輸出太多導致貿易摩擦，而被西方各國排擠，因此也開始策劃進軍中國大陸的市場。

作者  許介鱗   

    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，在另一方面是充實經濟力來向海外進展。日本在1960年設置「海外經濟協力基金法」，而此基金的主要目的，放在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和開發。1965年日本和韓國簽定經濟協定，日本以政府資金先行投資，以便誘導日本的民間資金跟進。依照這協定，日本政府雖無償地提供資金，但韓國必須向日本的企業界，以直接訂立合同的方式，購買日本商品或技術服務，這可以說是，有附帶條件的「經濟援助」。日本對東南亞各國給予賠款，也同樣地有附帶條件，讓日本「經濟進出」的結構。當然除了賠款之外，也採取給予貸款的方式。

作者  許介鱗  

日本在1972年度的預算，採購了下一代主力戰鬥機F15和P 3C反潛艇警戒機，當時日本政府當局說明，這些是屬於專門防禦用的迎擊戰鬥機，但是無疑的，這種飛機也具有攻擊他國的威脅性能。儘管日本政府也正式解釋，「憲法第9條第2項 規定禁止保持戰力，但這禁止是指超過了自衛所需最低限度的防衛力」，然而自衛隊所需最低限度的防衛力的基準，又常以國際情勢或防衛對象（即假想敵國）的戰鬥力、以及軍事技術的發達而浮動。日本擁有 F-15和P 3C，以後是否連航空母艦，戰術用核子武器，也可以主張擁有呢？

  作者  許介鱗 

    然而，日本政府背道而馳地逐漸擴充軍事力量，而違背了一般國民祈求永久和平的願望。日本的軍事力量逐漸復活，不管憲法第9條規定放棄戰爭，否定戰力、交戰權，自韓戰以後，依次由警察預備隊改編為保安隊，並成長為自衛隊。1962年在北海道惠庭市，發生自衛隊的通信綫路被切斷的事件，肇事者以違反自衛隊法罪嫌被起訴，由於有很多的學者和律師，願意就自衛隊違憲論的立場加以辯護，札幌地方法院乃於1967年，依據「國家行為理論」而下判決，迴避了政府所期望的自衛隊合憲論。

    作者  許介鱗

    戰後日本社會的繁榮與安和樂利，是以尊重基本人權為基礎。因為允許人民有表現、思想、信仰、學問等自由，日本人才能夠將其智慧發揮到極點。正由於「法律之下男女平等」，所以佔有日本國民半數的日本女人，才能從忍讓、服從的傳統解放出來，有機會與男人並肩做事，發揮自己的能力，貢獻於社會。

日本憲法第25條規定：「一切國民享有健康而又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權利」，有了這種生存權的理念，日本政府才必須認真地負責保障國民生活和提高生活水準。保障基本人權，不僅僅是民主主義的目標，也是實行民主主義的手段，更是衡量民主主義的尺度。如果日本能容忍居留外國人在政治上的人權，成為世界上最尊重基本人權的國家，則日本就能成為世界上高文化水準的民主主義國家。

 作者  許介鱗  

    首先看看在日本國內的亞洲人的人權是否受到尊重？不僅在日本的一般亞洲人遭受歧視，就是亞洲各國的外交官，也不如歐美各國那麼受尊重，而有差別待遇。對於企圖從「經濟大國」變成「政治大國」，以便在國際社會扮演主要政治角色的日本來說，首先必須摒棄日本人特有的情結，亦即對西洋人的劣等感（inferiority complex）以及對亞洲人的優越感（superiority complex）。尤其重要者，要特別尊重中國人及韓國人的人格尊嚴，不要以為他們曾受「大日本帝國」的殖民地統治而加以輕視。

作者  許介鱗   

然而，日本的市民運動跟日本的勞工運動一樣，雖然對日本國民基本人權的保障有所貢獻，但是並未能推廣普及到亞洲鄰邦身上。因為日本雖有改善勞工生活而發起的勞工運動，或為一般市民的生活發起反對公害或保護消費者的市民運動，但是沒有尊重亞洲弱鄰的人格而反對「經濟動物」的運動。因之，日本企業進軍亞洲，殘酷地役使當地的勞工，也造成環境破壞和公害問題，以致威脅到亞洲人民的生存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