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  許介鱗

        日本的右翼學者西尾幹二，強調台灣的人口2,300萬人中，本省人佔86％，其中84％是閩南人，14％是客家人，「高砂族」（指原住民）只有2％，西尾教授甚至把外省人完全排除在台灣人之外。我雖然是佔多數的閩南人出身，可是我認為把「福佬人」當著主流多數派，客家人看成旁流少數派是一種偏見，更不要說如何的歧視原住民和外省人，這明顯是一種「多數暴力」的論法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    日本有一個「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」的團體，會長是電氣通信大學教授西尾幹二。這個團體對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不滿，特別對記述日軍強制徵用「從軍慰安婦」提出抗議，說日本應該超越「自虐史觀」，又對中日甲午戰爭、日俄戰爭記述為侵略戰爭不滿，說這是戰勝國美、俄的歷史觀，必須加以修改而製造新歷史教科書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我在台大政治學系唸書時，仰慕日本尊重人權的憲法精神。 1960年代留學日本，在東京大學攻讀憲法，其間有印象極深刻而心情很沈痛的記憶，讓我感到日本這個國家為什麼這樣不尊重人權？

作者  許介鱗

        日本的近世儒學，不是日本本土產生，而是從中國輸入的。日本的德川幕府，為了強化幕藩體制，維持日本的封建社會，需要政治上和倫理上的根據，因此導入了中國的儒學，而特別推崇朱子學派的學說，將其立為官學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        中國遠在古代，就由漢民族在黃河流域建立了古代國家，比周圍的其他民族有較發達的生產方式和文化形態，因此產生了先秦的諸子百家思想。其後雖在中世傳入大乘佛教，但能克服印度的思想，而在宋代成立了近世儒學（即朱子學）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        日本蘭學的傳統，在幕府末年「開國」以後，成為「洋學」勃興的基礎，以至促進維新以後，迅速西洋化的風潮，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依日本一般的說法，認為蘭學的發展成為西學，使日本學習了西洋的科學技術，培養了西洋的實證主義和合理主義的精神，以至有批判封建意識形態的精神。問題是，此批判精神的射程，到底能到達封建體制嗎？

作者  許介鱗

    中國在明末也有耶穌教會的傳教師來，一方面介紹天文曆數，一方面傳教。例如最初到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師利瑪竇（Matteo Ricci 1552-1610），即一方面製作萬國地圖、地球儀、渾天儀、時鐘等，一方面從事傳教活動。他得到明朝神宗皇帝的信寵，並且有大臣徐光啟、李之藻等接受洗禮，當初的布教頗有成績。但是萬曆4年(1576年）遭遇禁教令，而被放逐澳門。直到明朝滅亡前夕，才被召回鑄造洋砲。一個傳播「福音」者，要製造殺人的武器，才得到居留傳教權，正表示傳教的悲劇。清朝以後，康熙皇帝在位時，優待傳教師，而准許傳教，但以後，又以禁教令限制傳教活動，僅准許天文曆數的學者，以及擅長美術工藝的少數傳教師，居留下來，奉仕宮廷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綜觀日本和中國的近世史，西洋最初是商人、其次是傳教師、再其次是以大砲和軍艦到東洋。不論日本或中國，最初傳播西洋學術的，都是耶穌教會的傳教師。他們一手援帶西洋的天文學、地理學、醫學、以至兵學等科學知識，另一手拿著西洋人所信仰的基督教，嘗試在東洋傳播「福音」。但是在東洋，到處碰到「禁教令」，於是主要的布教活動被查禁，而其布教手段的天文曆算等知識，才被接納。然而，日本在鎖國以後，以少數醫學者為中心，形成了荷蘭的學問「蘭學」，在安政年間「開國」以後，再發展成為洋學。相對的，中國到清末為止，西洋學的知識不發達，傳教師的科學知識，限於專門討好皇宮，只有娛樂裝飾品的價值而已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    如果以明治維新為日本日「現代化」的新紀元的話，當時的風潮，可以用「文明開化」來表現，因為當時根本沒有所謂「現代化」的概念和用語。文明開化說穿來，也就是「西洋化」（Westernization）。這在價值觀上，是判斷西洋為「文明開化」、而東洋為「野蠻未開」的一種想法。明治初期，日本政府率先鼓勵穿著洋服而命令廢止結髮佩刀、採用陽曆和電信郵政制度、建設鐵路和購買汽船、實施西洋武學制和徵兵制、以至制定西式的憲法和法典。當時，以「明六社」為始的新知識份子，即極力從事西洋化的啟蒙運動。「明六社」是日最初的學術團體，因創立於明治六年（1873年）而得名，由留美回國的森有禮首創，包括西村茂樹、福澤諭吉、加藤弘之等約三十名洋學者，模仿西洋文明國的學會，發行「明六雜誌」，為明治政府的「文明開化」政策宣傳鋪路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        日本是以「尊王攘夷」思想為媒介，激情地展開討幕運動，實行「王政復古」和「天皇新政」的明治維新，完成了統一國家的體制。

作者  許介鱗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 雖然太平天國的造反遭遇挫折，但是「反滿興漢」的精神，卻由辛亥革命繼承起來。中國的那種反抗精神，在另一方面也促進日本興起「倒幕」思想。吉田松陰的弟子高杉晉作，促使思想轉換的觸媒中，也有太平天國的成分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從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國造反，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經濟日漸窮困的情況下，洪秀全拜基督教的耶和華和天上主宰者「上帝」，以建立和平而平等的「地下天國」為理想，組織貧農而興起的。英國因屢次戰勝而與清廷締結不平等條約，從清朝得到開港、割讓領土、賠償等暴利，但太平天國的造反，卻阻礙了英國在長江流域的貿易，因此援助曾國藩的湘軍以鎮壓「民變」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英國對中國民眾的反抗精神也刮目相看，知道中國不能像印度那樣，輕易地完全殖民地化。從中國的這個經驗，英國對日本也改採「綏靖」政策，不再支持腐敗的幕府，改為支持企望對外貿易的薩摩、長州藩。因為薩摩、長州藩，如果放棄「攘夷」而保障「開國」的話，則不但不會對英國的貿易構成障礙，反而對英國在遠東的外交有莫大的助益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松陰讀了魏源的『海國圖志』，並從太平天國的教訓得知，中國的危機不在「外夷」而在「內民」。反觀日本的情況，則在天保年間農民的造反達到高潮，國內上下軋轢頻仍，尤其是美艦來航後，日本的領導階層之間，因「鎖國」或「開國」，「佐幕」或「勤王」，而分裂鬥爭。松陰因此油然興起「尊王」思想，認為應該先治內民，然後才能擊攘外夷。他認為如果對「內治」無謀，則對「攘夷」也一定無策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         明治維新的思想先覺者吉田松陰，在平戶留學時代耽讀會澤正志齋的『新論』,在東北旅行途中特地到水戶拜訪當地學者，而受其「尊王攘夷」思想的影響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從中國太平天國的教訓，得到思想轉變的觸媒，而變成「勤王」的志士。太平天國對他思想的打擊，可以從『野山獄文稿』中「讀籌海篇、清魏源海國圖志篇」一文窺知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日本儒學的「名分」論，因為特別尊崇「君臣之義理」，在幕府末年遭遇「外壓」危機時，就發揮了媒介思想的功能，使「攘夷」論和「尊王」論相互結合。我們可以舉「水戶學」為例說明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        日本和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差異，也跟二國強調倫理道德的內容不同有關。日本的近世儒學，提倡忠孝一致，以「君臣上下之大義」為主綱，強調「忠」的大義名分。「君不君，臣不可不臣」，故「忠」是絕對的價值，而「孝」是相對的價值。但是中國原始儒學，是以「孝」為根本，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是由內而外的倫理。所謂「父子天合」、「君臣義合」，故「孝」是絕對的價值，而「忠」是相對的價值。

作者  許介鱗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日本的思想家佐久間象山，想依賴瀕死崩潰的幕府，來實行其遠大的經綸。從一方面來看，他的確是促使日本走向世界「文明」國的一位思想先驅者；但從另一方面來看，他卻是想以螳臂擋車的愚蠢者，企圖徒手挽救幕藩體制的解體。

作者  許介鱗　

論日本的思想轉變，象山積極迎擊的主動性，是跟伸張「國威」的思想，以及和西洋列強角逐，然後對外進軍的精神相連結。消極的防禦策，結果必然趨向「非開國」論，而積極的迎擊策，等到時機來臨，必定會轉變為「開國」論。

作者  許介鱗

  洋務派的「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」的理論，一方面把西洋科技跟文物制度的一切，作為形而下的「器」，把中國傳統的綱常名教作為形而上的「道」，而加以區分之。中國的「聖人之道」是根本，西洋的科技是枝葉末節；這種想法，在「道為之本、器為之末」、「中學其本也、西學其末也」的名言中，表露無遺。為了要增強中國的「聖人之道」，才引進西洋的科學技術，因此，中國對西洋文明的學習，缺乏日本武士的迫切與熱心。

 作者  許介鱗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在華夷思想的轉換過程中，中日二國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。日本的思想家象山，把鴉片戰爭中國的戰敗，當作他山之石，抱著深刻的危機意識，從消極的海防論轉變為積極的科技導入論。在中國，雖然早有魏源「師夷說」的主張，但體制受「華夷內外之辨」浸染，舊態依然不變。洋務運動（1862~1874年）的興起，是對外經歷鴉片戰爭、第二次鴉片戰爭、英法聯軍等一連串的敗戰，以及締結不平等條約；對內利用西洋新式武器，擊破太平天國的鐵般的事實，證實之後才出現。可見中日二國，在學習西洋科學技術方面，顯然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差距。